1． 贫富的相对关系

首先，贫富是相对的。富就是比别人有钱，穷也是比别人少钱。如同高矮，在没有高的时候就不会有矮，在没有矮的情况下，高也不存在。在经济发展中，有些人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多数人，就富了，那些落后的就越来越穷了。

正因为经济是处于一个动态环境之中，所以贫富状况也是一个逆水行舟的情况，如果停止变富，后面的人就会追上来，慢慢地就变得穷了。

2． 贫富差别是合理的

贫富差别是合理的。试想，手指有长短，人的能力哪能相同哪？就算是同父同母生的，也可以是非常的不同。既然如此，难道我们不应该奖励贡献多的人吗？所谓做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看似公平，其实非常不公平。

比如一个科学家，他的发明使千万人受益。又有一个工人，努力工作，除了养活全家外，还能帮助一些朋友。这二个人对社会都有贡献，但科学家的贡献显然比那个努力工作的工人要多的多，科学家就应该得到更多报酬。

一个企业，励精图治，知人善用，不断加强自身的竞争力，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产品，结果发了大财。而另一个企业，老板整天吃吃喝喝，凭关系，靠人情，结果随着人去楼空，企业倒闭，亏了大本。一个变富，另一个变穷，这有什么不合理哪？

能者多劳，多劳多得。本来是很公平的。但是，这是建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上，公平的游戏规则。只要规则公平，产生的贫富差别也合理的。

3． 不应该着重于缩小贫富差别

如果市场的竞争规则是公平的，那么富裕是通过多劳多得而来的，如此，富裕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得到财富，社会也认同他的贡献，即使富甲一方，贫富差别扩大了几十倍，也是合理的。众人也会认同，社会也会崇尚。如此的贫富差别扩大，正是应该鼓励，何患之有？如果贫富没有差别，岂不又回到了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的年代吗？但是，维持市场法则的公正性却是至关重要。让努力和有能力的人得到回报，让财富流向正确的方向，这样，贫富差别就成了鼓励人们努力的动力。

但现实社会有很多谋富的途径并不是很合理。靠关系，靠职权，靠行贿，甚至非法经商等等来取得财富，那就是分配方式出了问题了。如此出现的贫富差别，不但是不公义的，是可耻的，对整个社会的安定当然也是危险的。

大多数穷人并不是求富，就算是城市中的打工阶级也不是指望富贵，而是指望改善。就开心，并不烦离开财富平均线有远。一样，创新，就会被财富平均线追上，最终再回到贫穷的队伍里去，这是动态的贫富环境，如此良性竞争，整体社会才会欣欣向荣。再则，能者致富，他们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们比较接受公平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所以对贫穷者的个人权力就会比较尊重。令贫者在政治上不至于成为弱者。从而将不平等（其实是平等）局限于经济层面。

政府要做的几件事

1． 平等游戏规则

我们通常都有一种误解，就是人为贫富差别大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其实不是。美国的贫富差别也很大，只是它通过税收来进行平衡。香港的贫富差别更大，但社会也比我们稳定。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上文所讲的贫富差别的合理性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就是富裕是个人努力和贡献所造成的。比如前面所讲的，一个对社会有着较大贡献的工程师应该比一个工人富裕。这些都是合理的，也应该是必然的。如此而造成的贫富差别不会造成社会不安定。

但是，如今我们的社会不是如此。我们是“人脉经济”特色的市场经济（见本人“中国特色的人脉市场经济”和“民营啊，民营，你何时成企业”），也就是凭人际关系致富。如此造成的贫富差别，老百姓就不服，差别大了，如前文所讲的，在创造富裕阶级的时候，同时也在创造贫穷阶级，人民就要起来挑战权贵，社会就不安定了。这里强调的是，革命不是因为贫富差别，而是因为致富（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不公平而引发的。

所以，贫富差别不是问题，但是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是问题，只要人人可以凭本事吃饭，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如此造成的贫富差别，再大也没有问题。

2． 防止政治上的不平等

如今的贫富并不单单是经济上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有贫富来决定高低的（高低可以解释为对别人影响力的程度）。我们看到太多企业不公平对待员工的个案。老板扣克员工的工资，雇主在人格上侮辱员工，甚至打骂员工。这样穷人失去的不仅仅是钱，而是他们的人身权力。这样，社会给了富人一个错误的信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同样，社会也给了穷人一个信息，你没钱，你给人看不起，你该受到这些不平等的对待。结果是，穷本来不是问题，但是没有人身保障和基本权力成了穷人的问题，所以穷人为了争取权力或政治地位，“被逼”致富，但当他们没有发财的能力时，他们就会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不单是争取富裕，而是要“做一下人”，如此，社会就动荡了。这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另一重要因素。

防止因为贫富差别而造成的政治上的差别是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议题。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政策，来防止富裕阶层享有特殊地位。如果贫穷阶层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是受到保护的，那么，贫富差别再大，只要游戏规则合理公平，社会也是安定祥和的。

3． 优化社会文化

我们在经历了政治上的十年浩劫后，目前正在经历着灵魂上的浩劫。在以金钱定位的社会中，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也会随之颓败。目前的现象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这是不公义的，而且最终会拖累我们的经济发展。

首先我们确立公平的多劳多得的游戏规则（这里的“多”指有“质”的量），然后用有效的法制保障贫者，当然也保障全社会的所有人，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利益，包括每个人的个人尊严。

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鼓励多劳多得，得之以道。道可以解释为法律和市场的游戏规则。市场经济必须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进行，要不然，就是在为某些人或阶层制造富裕。因为富裕是相对于别人的贫穷而建立的，所以，不公平竞争而得到的富裕与非法偷盗在道德上是一样的。

靠人际关系而取得财富，除了犯法犯规外，将大大腐化我们的富裕阶层或企业管理阶层。那些人要么是投机者，要么是权贵族，都不是靠自己的才能而致富的。这些人的内在素质通常不好，一旦得志后就忘乎所以，而且有权有势有钱。这些人心中没有按规则游戏的理念，一心想以旁门左道取胜，这样一个阶层一旦形成，他们在社会上作威作福，（因为他们心里不相信平等），要表示出高人一等，从而对贫穷者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居高临下，而且会想尽办法在人身权力上凌驾于别人，令贫穷者倍感人身威胁。如此，富不仁，贫不安，那么，社会动荡的因素也就存在了。

所以为什么法制重要？这不仅仅是公义问题，而是一个维护社会安定的基石。一方面保护富裕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也保护贫穷者的生存空间。

为什么市场经济重要？因为我们如果再这样用政府主导的方式来发展经济，我们就摆脱不了“人脉经济”。日本，南韩，台湾，以前都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有多少贪污丑闻！日本和南韩有几届政府倒台就是因为利益授受被揭发。“人脉经济”最终将削弱我们的竞争力，腐化我社会文化。

所以如果要优化我民族，首先就要废除“人脉经济”，要废除人脉经济，就要放弃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让市场经济发挥优势。如此，大家凭本事求财，富裕的也是“精英”阶层，如此，社会文化也优化了，因为我们鼓励并奖励才华。贫穷怕什么？美国也有很多穷人，哪个地方没有穷人的？而且那样的社会穷人也可以活得扬眉吐气，享受人生。

4． 扶贫是正确的，但过渡就变得不公平
政府对贫穷阶层进行经济援助，在政治上和人道上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分清楚什么是应该得到援助的穷人。不要忘了，得到援助的家庭是“不劳而获”的，是白白的从政府那里得到金钱，是其他纳税人的钱，而原先那些“富裕”阶层却是通过劳动和贡献得到那些财富，这分分配显然对较富裕者不公平。

扶贫只能帮助有困难的人或家庭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要不然就是对其他努力工作而致富的人的不公平。

既然扶贫是让被帮助的人可以维持生活，那么我们就应该规定什么是最基本的生活元素，而不是平均收入线。每天有三餐，餐餐有点荤的，含有最基本的营养，有清洁的食水供应，有基本的卫生环境，有合理的居住地方和面积，等等，我想这些都是应该的，是作为我们现代人应有的物质水准。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最贫穷的人也有娱乐环境哪？是否也应该让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哪？这些就是可以探讨的议题，也必须根据国家的财政状况来决定其程度。

贫穷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我们只能帮助那些因为客观环境而令该地区人们陷入贫穷的人。如果因为主观原因而贫穷，我们就不能长期进行经济援助了，或者根本不应该予以经济援助。

有些情况我们也是要考虑的，不能排除长期扶贫，可能造成人们主观的依赖性的可能性从而减低了他们脱贫的努力。同样，接近扶贫线的人可能会放弃自立而主动加入被扶贫行列，因为可以“不劳而获”。我们无法排除人的惰性，但扶贫在实际上会减弱被援助之人的脱贫意愿。

另类富裕论
gdp“文革”

我们六十年代到现七十年代经历了政治上的“文革”。那时只有一个真理，一个主义。现在我们是不是在经历另一个“文革”，叫gdp。之所以叫他“文革”是因为挣钱成了唯一真理。官员的政绩差不多就是它的gdp增长速度，其副作用就是改变了我们很基本的道德理念，反正不能赚钱的都不是理，谁挡着财路，谁就是“罪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到了成王败寇（其实是“富王贫寇”）的地步，不管来路，只要有钱就是英雄，很多曾经富甲一方的上市公司主管在近些日子都相继被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他们在道德上已经没有防线了。

既然人生是一场经历，而我们追求的是快乐。那么，我们唯一能使生命有意义的是昼夜快乐，但这需要大量的金钱，所以我们把赚钱放在了第一位。况且有钱之后，社会地位也会改变，有很多的附加值。赚钱实在是“真理”。久而久之，又有了为社会创造财富，造福人民等美名。作为个人，又有了什么干一番事业等美誉。其本质，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现实，我们的生命只有几十年。

人类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为名为财“献”上青春，“献”上家庭，“献”上一辈子，但有人却视富贵如浮云。如此，贫富在那些视富贵如浮云的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基准。快乐也就有了不同的定义。

贫富的另一个重要定义是一个人所要的和他所有的相差程度

如果有人在物质上只需要/追求三餐温饱，那么，他的行为一定和大多数人不同。如果向往生命的价值，追求仁德，那么，世上的富贵恐怕对他没有意义。那么，即使他的收入是每月人民币600元，可能比收入六千元的还要快乐。当然，想到底，我们终究是尘归尘，土归土。

我们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浩劫之后，现在是不是面临着“灵魂”浩劫。钱改变了我们物质环境，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环境。政府如何厘定游戏规则有着重大的责任，如果法不公，律不严，政不明，则会富不仁，民不安，商不通，社会认同投机取财，财富就不是按贡献来分配，而是靠关系来分配。全社会必定陷入于巧言令色之道，而贤能智士必定无用武之地，也必不耻于此，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因素必然受损。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不能再依靠廉价低增值行业，我们必须向高增值行业发展，但高增值需要高质素的人才，巧言令色的总裁怎么可能辨别哪些是贤能，又怎么能启用不太“听话”的贤能哪？我们可能也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想要一个完全以钱财来论天下的环境，是不是要成为一个以钱财来朝夕相处的民族，一个除了钱什么都不是话题的国家？

下一期再讨论宏观的贫富。